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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周|文化數字化戰略背景下國家文化公園的發展向度和建設思考

2022-12-30 15:25
來源:政協君

來源:北京市密云區馮家峪鎮政府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是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的重大文化工程,是保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空間載體,更是延續中華文化精神的重要抓手。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趨勢下,數字化發展成為高質量建設國家文化公園的關鍵一環,是全景呈現國家文化公園文化資源信息、推動各類資源安全創新轉化的必要手段。當前,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建設的研究成果較為零散,實踐成果亟待進一步梳理總結。同時,國家文化公園的數字化建設仍存在文化資源類型的復雜性致使數據關聯不緊密、公眾在建設過程中“身份缺位”等問題,必須從重塑思維、創新機制和業態、加強數字化傳播等方面著力解決。

當今世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成為文化發展的主要趨勢。黨的二十大報告描繪了未來五年我國發展的政策藍圖,在文化建設領域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論斷。國家文化公園作為我國正在推進實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重要舉措。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數字經濟未來的發展前景和主要方向,同時在文化建設領域明確提出“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等具體發展要求,為進一步高質量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指明了方向。

當前,在以5G、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快速迭代發展、數字經濟成為全球經濟主要推動力的背景下,數字化建設成為高質量建設國家文化公園的關鍵一環,是全景呈現國家文化公園文化資源信息、推動各類資源安全創新轉化的必要手段。基于此,當前亟需充分理解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目標導向和重點建設任務,繼而站在國家戰略高度審視國家文化公園在數字化建設方面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以融合思維和系統思維為做好數字化建設的頂層設計,指導國家文化公園沿線各省(區、市)探索并豐富數字化創新實踐。

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內涵與演進特征

  • 文化數字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的發展背景

  • 其一,信息技術深刻影響社會生產和文化生活。回顧歷史,每一次技術飛躍都會引起社會生產的深刻變革。在文化方面,印刷術促進了出版業的繁榮,攝影技術推動電影的誕生,移動終端的出現逐漸開啟多屏互動時代,繼而在多種技術集成條件下催生出短視頻、直播等數字文化新型業態。

    正如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等學者所言,文化與科技融合形成的產業體系將會釋放巨大能量,而技術創新始終是加速產業內部自我淘汰與更新的主要推動力。當前,人類已進入信息革命引領下的數字時代,以移動互聯網、5G、大數據、AI、VR、云計算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技術深刻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文化感知空間和消費場所正在無限延伸,就像尼葛洛龐蒂在其著作《數字化生存》中提到的——“我們無法否定數字化的時代的存在,也無法阻止數字化時代的前進,就像我們無法對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樣”[1],人與數字技術已經實現全時空的融合。據IBM估計,數字內容的生產速度約為每天20萬億比特[2],這或許意味著人類社會已經抑或即將步入創造比特同時被其影響控制的時代。

    其二,文化與科技的全方位融合是建設文化強國的戰略需要。從2011年建設文化強國作為戰略目標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到2020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文化強國建設時間表,經歷了十年探索,對文化科技融合的認知程度也伴隨著產業變革演進不斷加深,文化科技融合發展的制度保障體系逐漸形成。

    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鮮明指出文化和科技的相互促進作用,并且要求“深入實施科技帶動戰略”,推動文化科技融合進入起步階段;2012年出臺的《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將“文化數字化建設工程”列為專欄,要求推動實現“文化資源—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全面數字化;同年,“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自此開啟了加速融合發展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科技創新規劃》《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促進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等系列政策連續出臺,與此同時,多部門協同保障機制推動文化科技融合向縱深發展;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將文化數字化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來源:中國政府網

  • 深刻理解文化數字化的內涵與范圍

  • 前文從政策演進視角整理了文化數字化成為國家戰略的變遷過程,但理解其內涵還需對相似概念進行進一步辨析,以此明確當前文化數字化的范圍及特征。文化數字化在實踐中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其概念在學界和業界并未達成統一,在不同語境下也有混用現象。比如與文化產業數字化、數字文化產業、文化科技等概念的內涵均有交叉,本文主要以文化產業數字化與文化數字化兩個概念為重點辨析對象。

    首先,文化數字化相較文化產業數字化而言視角更加廣闊。《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文化數字化是文化資源—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數字化,但隨著移動終端的普及及其帶來的消費方式和場景變化,研究者對文化數字化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高書生提出,文化數字化是文化資源、文化生產、文化傳播和文化消費各環節的數字化[3]。文化產業數字化是“產業數字化”在文化產業領域的具體實踐,其內涵是通過包括網絡通信技術、智能算法技術、數字版權技術、影音編碼技術等在內的廣義的數字技術對文化產業的生態體系進行更新再造,并最終促成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過程[4]。從政策表述上看,《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中提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完成文化產業數字化布局,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躍上新臺階”的目標,表明文化數字化與文化產業數字化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文化數字化以“大文化”的視角包含了公共文化和文化產業的數字化。

    其次,視角差異導致兩大戰略的建設目標側重點不同。文化產業數字化側重培育產業新興業態,而文化數字化側重以數字技術激發文化發展要素,推動實現文化生產力、消費力、傳播力的全面提升。文化數字化和文化產業數字化都需要打通供需兩端,系統化看待戰略背后的內涵。

    張錚提出了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的五個層次,即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數字化;文化企業的管理流程數字化再造與商業模式的數字化升級;文化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和精神體驗的數字化;文化產業內部及外部各產業通過數字技術精益分工,重塑價值鏈,結構升級,動能轉化的過程;文化管理部門和整體社會公共服務部門的協同治理與公民文化權益通過數字化得到更好地保障的過程。[5]文化數字化戰略應在此基礎上破除產業、事業壁壘,實現各類文化資源和產品服務的數字化存儲、開發和可持續利用;同時包括文化機構和市場主體的管理數字化和商業模式數字化、以及文化消費體驗和傳播的數字化。

    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下

    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動力與發展向度

  • 國家文化公園的時代價值、概念與特征

  • (1)時代價值。第一,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打破我國缺乏獨特的世界級文化標識、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的重大文化工程。21世紀以來,文化軟實力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內容,我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迫切需要建立與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地位。提到美國時,人們可以迅速聯想到自由女神雕像、好萊塢電影等內容,這些都是較為直觀的、凝練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藝術形象和精神標志。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厚,曾在人類文明史上創造了無數奇跡,形成了一批豐富多樣、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中華文化符號,但傳播力、影響力和表現力相較其他國家仍有進步空間。

    第二,國家文化公園是保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空間載體,是延續中華文化精神的重要抓手。文化興則國興,文化強則國強。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需要物質經濟的基礎保障,更需要強大的文化精神作為支撐力量。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文化保護傳承工作,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將文化自信納入四個自信的框架體系,凝聚了社會共識、激發了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范圍廣、涉及省(區、市)多,有利于進一步系統厘清我國文化資源家底、提高保護利用效能。

    (2)概念辨析。從2017年《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首次提出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到2022年初逐步形成大運河、長城、長征、長江、黃河五大國家文化公園總體建設布局,國家文化公園的概念是我國首創,易與國外的國家公園、歷史公園等概念混淆。

    李飛、鄒統纖從政治根源、文化根源和組織管理根源探究國家文化公園的邏輯根源,強調國家文化公園和國家公園的相似之處在于突破了傳統公園的空間局限,但二者又在功能等方面存在差異,國家文化公園尋求內部的文化關聯性和主題一致性。[6]龔道德認為,國家文化公園是基于中西方文化保護價值觀和文化遺產特性方面的差異而提出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是對西方國家公園制度的衍生和創造。[7]孫華則辨析了公園與私園、文化公園與自然公園和國家公園與其他公園的概念,在此基礎上強調國家文化公園保護國家重要文化資源、展示國家文化精華的目的,應由國家劃定、國家管理并全部或部分向公眾開放,提供歷史研究、文化傳承、公眾教育、文化休閑等服務。[8]以上研究均是從國家、文化、公園三個詞語的內涵出發探討國家文化公園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臺兒莊古城,來源:文旅中國

    (3)重要特征。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國家文化公園概念的提出正是新時代中國語境下的話語體系創新。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就《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答記者問時指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義、重要影響、重大主題的文物和文化資源,實施公園化管理運營,實現保護傳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務、旅游觀光、休閑娛樂、科學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開放空間的公共文化載體。[9]這一闡釋清晰指出了國家文化公園的六大功能和特性,綜合目前學術研究已有的概念闡釋,可以基本總結出:國家文化公園具有文化價值符號的典型性、公共文化的公益服務性及資源創新融合產生的產業帶動性。

    其一,文化價值符號的典型性。五年來,從《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首次提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時要求依托長城、大運河、黃帝陵、孔府、盧溝橋等重大歷史文化遺產[10],到具體落地建設方案分別選用了大運河、長征、長城(第一批,2019)、黃河(第二批,2020)、長江(第三批,2022),可以看出:一是入選的建設載體時間跨度大,二是都屬于線性大型遺產的概念范圍。從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跨度幾千年的物質載體中目前選用了五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在這一意義層面,國家文化公園具有作為彰顯共同體價值的國家文化空間體系和塑造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功能載體的重要價值[11]。其二,公共文化的公益服務性。國家文化公園是開放的公共文化載體,必然要滿足公共文化的公益服務屬性這一本質特征。其三,文化資源的創新融合產生的產業帶動性。前文所述國家文化公園的六大功能將進一步促進包括“文化+旅游”“文化+教育”“文化+創意”“文化+體育”等多個領域深度融合。

  • 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下國家文化公園的發展機遇與發展向度

  • 基于國家文化數字化的戰略目標和具體任務要求,國家文化公園正在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第一,國家文化公園數據資源是中華文化數據庫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資源數據化是構建國家文化大數據資源體系的必然要求。關聯形成中華文化數據庫是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的重點任務之一,是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供給端口的數據依托。目前已在建的五大國家文化公園文化資源類型豐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華所在,更需要科學保護、完整傳承。

    第二,國家文化公園作為國家重大文化工程,也是文化和旅游高質量融合發展的重要工程,應通過技術創新、服務創新等多個維度推動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從概念上來看,國家文化公園天然具有文化和旅游的基本屬性;另一方面,在目前已出臺的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中,文化旅游融合被納入主體功能區和基礎工程。當前,我國文旅融合在部分項目建設過程中仍然還存在著“兩張皮”的現象。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實現這一目標意味著從概念到職能、資源、產業發展等全方面的深度融合。科技在文旅融合中起到了助推器的關鍵作用,數字化對文化和旅游行業的變革表現在需求端、供給側與公共文化等多個方面。[12]

    第三,國家文化公園需要通過數字化建設推動國家文化資源服務實現均衡供給。長期以來,我國文化資源、產品和服務存在著類型多樣、分布不均與利用不足的問題。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創新性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概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目標。國家文化公園的公共性特征要求自身必須發揮文化惠民作用,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

    數字變革時代已然來臨,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理應順應時代發展,立足區域現狀,其未來主要有四個發展方向。

    第一,資源上云形成文化數據并廣泛關聯其他文化數據源和文化實體,為深度挖掘數據價值奠定基礎。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在目標和重點任務中都體現了“關聯”的重要性和價值,五大國家文化公園的各類資源上云豐富了文化保護手段,同時其中涉及的信息并不是單一孤立存在的,未來還需要進一步與其他相關信息資源和文化實體進行鏈接。

    第二,以技術創新引領虛實融合服務生態。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迭代加快了不同產業的融合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其與實體經濟的互融共生,2021年開始爆火的關于“元宇宙”的探討即是一個佐證。數字時代具有“強通用性、強交互性、高集智性和高增值性”[13]的特征,國家文化公園既擁有文化實物空間載體,同時也將在數字技術的帶動作用下進一步深化產品和服務生態,成為虛實融合的典型案例。

    第三,以文化資源激發產業創新活力。國家文化公園若失去文化本真,就喪失了它的價值。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中明確指出推動文化資源轉化為為生產要素,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應以“文化”為核心價值,以文化要素推動產品創新、園區產業創新,進而推動發展新型文化業態和文化消費模式。

    第四,以數字化實現線性文化遺產的保護治理現代化。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有國有可移動文物1.08億件(套),不可移動文物76.7萬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058處,備案博物館6183家;國家珍貴古籍名錄13026部,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203家;世界遺產56項位列世界第二。[14]當前,我國大型線性文化遺產以及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大多處在文物、文旅、國土、林業等多部門管理的模式之中[15],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建設一方面可以推動實現線性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另一方面也可以建立新的監督管理機制,推進區域文化治理的現代化。

    四渡赤水紀念館虛擬展廳

    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建設現狀、

    問題和相關思考

  • 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理論研究與建設現狀

  • 在理論研究層面,我國文化數字化和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速度快,但由于實踐起步晚,形成的系統性經驗總結成果較少。

    目前已有的相關成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建設路徑的探討,當前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發展主要包含數字化存儲、展示、管理幾大板塊,例如,鄒統釬指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出加強文化公園數字化改造的目標,發力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文物和文化資源數字化存儲、展示和管理目標落地。[16]然而,在國家文化公園系統性數字化建設的具體路徑方面,研究成果相對缺乏,尤其是對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資源如何接入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等問題,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

    二是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建設尚未形成專題研究,學術成果比較零散。例如,張義對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水平評價體系進行了研究[17],劉魯等撰寫的研討會議綜述介紹了國家文化公園保護傳承與數字再現工程,列舉了再現技術在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的創新實踐案例[18]。

    整體來看,目前針對國家文化公園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概念辨識、理論解釋層面,也有少量關于實踐路徑的研究,對五大國家文化公園的關注度不均衡,關于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例如,秦宗財在探討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系統性建設時提出,“在保護的前提下,依托現代展示技術和體驗技術,適當地開發高水平的文創項目”,“線上借助于數字文化創意、數字技術、融媒體技術等,實施博物館數字化戰略”[19],盡管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建設路徑,但縱觀國家文化公園的整體建設,數字化發展不能局限在博物館層面或實施某種單一數字化戰略,還是要統籌考慮全局與區域、物質遺產與非物質遺產等多維度的數字化。

    政策層面,在五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啟動較晚,目前尚未出臺正式規劃,黃河、長城、大運河、長征四大國家文化公園已公布相應建設方案,且在重點推進工程中明確了數字化建設方向。涉及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省份也出臺了相應的配套政策,例如,《江蘇省關于貫徹落實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實施意見》在重點任務中提出“建強大運河和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數字云平臺”,這是在落實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要求基礎之上,明確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建設的目標。可以看到,從國家部委到所涉及的省(區、市)對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相關工作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未來,各省(區、市)需要從多維度系統規劃國家文化公園的數字化建設。

    來源:三七互娛

    實踐層面,主要形成了四類建設方式。一是國家文化公園沿線點狀文化資源的數字化保護和展示。例如在長征文化公園廣西段建設過程中,廣西全州縣的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在2021年7月進行了場館設施升級,引入“5G+VR“技術打造云展覽;地處長江中游的湖南岳陽通過“云旅游”方式將本市文化旅游資源全面“上云”;

    二是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傳播。例如,山東省作為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重要建設區域,注重發揮新技術優勢,創新開展“云旅游”“線上展銷”等工作,拓寬黃河文化的傳承、傳播渠道。

    三是綜合性數字化平臺建設。例如,江蘇省建設的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數字云平臺,是國內首個全景呈現、展示、傳播的一個數字化平臺。四是超級文化IP的形成及產業開發。例如,中國文化傳媒集團與三七互娛聯合推出國家文化公園主題數字藏品;

    同時,以打造文化IP的思路建設長城國家文化公園,成為近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實踐的一大亮點。超級文化IP是一個國家的代表性符號,同時也是國家號召力與凝聚力的象征。[20]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的數字化建設已經形成了“云游長城”“數字長城”等多種數字化文化體驗產品,形成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效統一。

    總結來看,在五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大運河、長城、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出臺早,建設時間相對較長,形成了一系列建設經驗,可為后續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參考。

    來源:騰訊游戲

  • 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建設中的問題與相關思考

  • 從問題層面來看,國家文化公園的數字化建設既有當前我國文化數字化戰略實施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如數據生產力不均衡不充分、對文化資源的認識不清晰等,也存在著三個特殊問題。

    第一,文化資源類型的復雜性導致數據關聯不緊密,“信息孤島”仍然存在。產生信息孤島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文化資源的數字信息管理權在各省(區、市),缺乏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的機制,導致線下存在的條塊分割問題在數字空間重現;另一方面,數據庫本身的建設標準不統一,難以發揮“關聯”作用,同時,公開數據資源的制度不健全,使得文化資源的公開共享由地方自主選擇,對管理人員的數字素養要求較高。

    第二,公眾的“身份缺位”與國家文化公園的人民共享屬性存在矛盾。國家文化公園的數字化建設應形成“生產—消費—生產”可持續的閉環,當前在數字化建設項目工程中,政府主導力量強,但公眾的參與感、認知感、體驗感相對較弱。國家文化公園既需要政府主導,也需要公眾與市場的多方聯合共建共享,在這一方面,需要吸收其他國家在國家公園建設中形成的社會參與機制的先進經驗。例如,德國公眾參與體系中的系統培訓(諸如志愿護林員活動等)既可以幫助那些愿意貢獻自身時間和精力的人們提升服務技能和經驗,又可以實現國家公園在教育公眾、保護自然方面的使命。[21]

    第三,集成技術群在國家文化公園文化資源開發、保護、利用、傳承方面應用程度不深。目前,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建設的大部分實踐主要集中在數字化傳播方向,即利用互聯網、5G、AI等新興技術進行圖文、視頻等資料的傳播分享。從近兩年火爆的“元宇宙”、區塊鏈等技術發展趨勢來看,單一技術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后將逐漸完善,形成愈發集中應用的趨勢。集成技術群在國家文化公園的整體利用還未完全實現,這也將成為未來的重點發力方向。

    針對以上問題,順應數字化發展趨勢,國家文化公園應該從四個方面加速數字化建設進程。

    第一,形成文化融合新思維。融合新思維要求從“大文化”的角度理解文化,打破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的區隔、打破文化產業的單一發展路徑,推動文化科技+旅游、文化科技+教育等深度融合,創新產品與服務。同時,文化融合新思維需要新人才,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涉及的行政范圍廣闊,既有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也有生產力仍需提高的中西部地區;既有城市,同時也覆蓋廣大的鄉村地區,因此要大力提升政府機構管理人員的數字素養,掌握前沿技術的最新動態,以數字化設施為基礎工具打造管理新機制,全面提升文化治理水平。

    第二,發力數字新基建。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提出,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傳統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同時也進一步促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新基建目前包含了5G網絡、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融合算力等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基礎設施,它們將成為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建設的重要基礎。在國家、省(區、市)級統籌規劃建設新基建的同時,也要注重多元主體分級開源,形成共建共享合力。

    第三,創新產業新業態。產業新業態主要是指依靠數字技術變革而產生的新組織形態和商業模式,數字文化產業新業態主要包括沉浸式產業、數字文旅、電子競技等方面。推進國家文化公園的數字化建設就是以數字科技要素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新的動力源。一方面要做好數字產品供給,另一方面要激活數字文旅消費的潛力,推動文化和旅游兩大產業在國家文化公園這一空間載體實現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融合。

    第四,把握傳播新思路。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文化建設部分中針對國際傳播戰略提出新要求,國家文化公園是區域創新發展的引領者,更是中華文化的傳播者。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正在為其他國家先行探索并適時輸出一種全新的大型文化遺產發展模式,傳遞“共同體”理念、履行“達則兼濟天下”的大國使命。[22]因此,做好國家文化公園的數字化傳播,要通過制作專題紀錄片、影視劇、動漫游戲等各類喜聞樂見的數字文化產品,推動國家文化公園從“幕后”走向“舞臺中央”。

責任編輯:孔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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